第九章 烈火真金 (1)(6 / 23)

犹豫不决与迟缓，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，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”。

    在中国共产党内部，董必武以宽厚著称，张闻天以冷静闻名。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，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。

    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《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》：“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，每一临时的问题，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，不能有丝毫的等待”，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“在当地解决”。

   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，便是张闻天。

    根据这个指示，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、黄中岳等人，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。

    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。

    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。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，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。

    对富田事变，毛泽东在《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》中很肯定地说：“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，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、总司令、军师团长，5次定期暴动，制好了暴动旗，设不严厉捕灭，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。”

    项英却持不同看法。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，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》，虽然不得不讲“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”，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；而只在“客观上”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。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：“第一，是非群众的路线”；“第二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，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”。

    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，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，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。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、答辩信，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、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，或朱德、彭德怀、黄公略、曾山的宣言，以及陈正人等的信，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“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”，是“罪恶滔天”、“破坏阶级决战”的“反革命活动”。对持不同意见者，当时是一律视为“AB团”、“取消派”、“改组派”的。

    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、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，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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